沪上奕第161章 可能的地点三个选项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的香港已彻底沦为被炮火犁过的人间炼狱。

日军炮弹如同死神的镰刀反复收割着城市残存的生命力。

自来水系统瘫痪电力供应时断时续街头巷尾堆积着瓦砾与来不及收殓的尸骸空气中弥漫着硝烟、血腥与尸体腐败的甜腻恶臭。

昔日繁华的“东方之珠”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与在夹缝中挣扎求生的蝼蚁。

黛与“账房”最新的联络点设在一处已被炮火掀掉半边的仓库地下室里。

这里潮湿、阴冷仅靠一盏依靠汽车蓄电池点亮的孤灯提供照明。

雨水混合着渗漏的泥浆沿着破损的阶梯缓缓流淌发出令人烦躁的滴答声。

地图铺在一块摇摇欲坠的木板上“账房”的手指带着一种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冷静点在已被红圈锁定的“十二月四日至七日”这个时间范围上。

“时间窗口已经狭窄”“账房”的声音在空旷的地下室里显得异常清晰带着金属般的质感“现在我们必须像考古学家一样从废墟中挖掘出那个确切的‘遗址’——周景明与‘布朗先生’签署密约的具体地点。

” 他环顾四周仿佛在凝视着整个战火纷飞的香港：“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天殖民政府机能瘫痪社会秩序濒临崩溃。

常规的、安全的会面场所变得极不可靠。

选择哪里既能保证绝对的隐秘又能符合周景明身份地位带来的行为逻辑同时还能让‘布朗先生’（即‘账房’自己）感到足够的掌控力？这需要逆向重构他们当时的处境与心态。

” 经过对周景明生活习惯、社交网络、资产分布以及“账房”自身行动轨迹的反复推演三个最有可能的地点选项被逐一列出进行冷酷的剖析。

选项一：山顶卢吉道某隐秘别墅。

· 支持理由： 这是他们上一次重要会面的地点具备成熟的安防措施（由“账房”控制）和绝对的私密性。

符合周景明作为精英官僚对“高端”、“隐秘”场所的心理需求。

在此签署涉及巨额资产和身家性命的文件在氛围上具有“仪式感”和“安全感”。

· 反对理由/风险： 战争阴云下通往山顶的道路已成为军事管制区和轰炸重点通行风险极高且极易留下行车记录。

周景明在最后时刻频繁前往山顶可能引起其司机、家人或日方监视者的额外注意。

过于“经典”的地点也可能在潜意识里被对手优先排查。

· 象征意义： 权力的顶峰与极致的孤立。

在此签署的协议如同在悬崖边缘达成的交易华丽而危险。

选项二：中环某会员制俱乐部（如香港会或上海银行俱乐部）。

· 支持理由： “大隐隐于市”。

利用周景明作为常客的身份在人来人往的俱乐部中选择一个隔音的私人包间进行短暂会面反而可能因为其“公开性”而降低嫌疑。

符合周景明维持表面正常社交活动的行为模式便于解释其行踪。

俱乐部的人员复杂背景也能为会面提供天然屏障。

· 反对理由/风险： 隔墙有耳。

即使在私人包间也无法完全排除被侍应生、其他会员或敌方渗透人员偶然察觉的风险。

俱乐部本身可能在战火中受损或被征用留下物理证据。

对于“账房”而言在此类半公开场合进行终极交易其掌控力相对较弱。

· 象征意义： 殖民秩序的余晖与公开的隐秘。

在旧世界的沙龙里签署埋葬旧世界的契约充满反讽的意味。

选项三：南区深水湾或浅水湾的私人游艇会。

· 支持理由（创意元素）： 这是一个看似冒险实则精妙的心理盲区。

战争前夕私人游艇会异常冷清几乎被人遗忘。

会面可以安排在某一艘特定的、由“账房”暗中控制的游艇上。

四面环海杜绝了窃听和近距离监视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理隔绝。

会面结束后“账房”甚至可以直接从海上离开不留任何陆路痕迹。

对于周景明而言以“疏散财产”或“检查船只”为由前往游艇会也符合其富人身份和战前恐慌下的合理行为。

· 反对理由/风险： 依赖于天气和海况不确定性增加。

周景明是否熟悉并愿意在如此“非常规”地点进行关键会面？游艇会本身可能已被日军侦察机标记存在遭遇空袭的极小概率风险。

· 象征意义： 流动的疆域与末路的逃途。

在即将被封锁的海域上商讨未来的流亡之路地点本身就成为协议内容的最佳注脚。

“账房”和黛从不同角度对这三个选项进行审视。

· 从周景明的角度： 他渴望安全、隐秘同时需要维持体面。

选项一（山顶）和选项二（俱乐部）都可能符合他的偏好但选项一的风险在战时显着增高。

选项三（游艇）可能初时令他不安但在“账房”的引导和战局的压迫下他很可能被说服甚至觉得那更具“传奇色彩”和“保障”（联想到协议中的海上撤离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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