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冲君第345章 善恶同根生迷雾 教化歧路叩心门

东瀛的改造实践如同一面被强行擦拭的古老铜镜不仅映照出两种文明的剧烈碰撞更在打磨过程中清晰地暴露了人性深处那纠缠不清、暧昧难明的矛盾核心。

吴用与宋江所面对的已非简单的“顺从”与“反抗”而是一片更为幽深的沼泽——在那里“人”的向往与“兽”的沉迷如同双生缠绕的藤蔓难分彼此。

一、 光暗同体：人心深处的双生影 “人愈令人向往兽越使人沉迷！” 吴用在审阅各地关于邪教活动与归化民心态的密报时不禁发出这样的叹息。

他仿佛看到在每一个海东居民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两个牵手的小人：一个长着翅膀向往秩序、仁爱、文明与安定；一个踩着爪印沉迷于力量、放纵、旧俗与破坏的快感。

那个“长翅膀的小人”在宋人带来的稳定秩序、均田实惠、科举希望以及精美文化的感召下确实在许多人心中苏醒、生长。

他们学习汉字遵守法令辛勤耕作甚至开始以能写几句汉诗、知晓一些宋礼为荣。

这是“性善”之端是教化的成果是人性中向上、向光的一面。

然而那个“踩爪印的小人”却从未真正离去。

它蛰伏在失去土地的旧贵族的怨毒里涌动在武士被剥夺荣耀的屈辱中也潜藏在普通民众对未知变革的恐惧以及对往日简单生活的隐秘怀念里。

当宋人的统治带来压力当生活的困境无法排解当邪教的蛊惑触及内心最原始的恐惧与愤怒时这个“兽”便挣脱束缚以虐杀、破坏、装神弄鬼等极端形式宣泄出来带来一种扭曲的、堕落的“沉迷”。

更令人心惊的是这两个小人往往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个体身上。

一个白天在“明伦堂”恭敬听讲的归化少年夜晚可能就在密林中参与对宋人象征物的破坏仪式；一个领受了均田好处、对官府感恩戴德的农户也可能因一则关于“宋人欲毁我神社”的谣言瞬间转化为暴戾的帮凶。

二、 性善之困：理想照进现实的荆棘 朱熹所秉持的孟子“性善论”在这片复杂的土地上遭遇了严峻的挑战。

其“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义礼智我固有之”的信念在东瀛的实践中暴露出诸多困境： 1. “善端”的蒙蔽之深：东瀛本土的神道信仰与武士道精神其核心与儒家仁爱思想存在本质差异。

那种对“诚”（纯粹）的追求可能导向极端的忠也可能导向极端的暴；对“死”的美化更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格格不入。

这种文化基因层面的“习气”使得“善端”如同被厚重的、异质的苔藓覆盖绝非简单的经典诵读和礼仪训练所能轻易刮除。

2. 环境的反向塑造：宋江、吴用推行政策时不可避免的强硬手段（如分类、镇压、流放）以及部分宋人官吏、移民的优越感与欺压行为本身就在制造新的“不忍”与“不仁”。

当环境充满不公与压迫时人性中“善”的萌芽极易被摧折反而为“恶”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邪教的蔓延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扭曲环境的产物。

3. “善”的脆弱性与“恶”的诱惑力：在实践中吴用无奈地发现建立对“善”的信仰需要长期、耐心的引导与适宜的环境而激发“恶”却往往只需一个契机、一句蛊惑。

尤其是在社会剧变、旧有价值观崩塌的背景下投向“兽性”的怀抱似乎能提供一种更直接、更刺激的情感宣泄和身份认同（哪怕它是扭曲的）。

三、 论争的漩涡：性恶与无善无恶的幽灵 面对性善论在实践中步履维艰其他两种人性观的声音也开始在统治集团内部隐约回响： 性恶论的阴影：以刘混康那冷静到近乎冷酷的视角观之东瀛发生的种种尤其是邪教的残忍与部分民众的反复无常恰恰印证了“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的判断。

他认为唯有以强大的外力（无论是道法神力还是严刑峻法）进行约束、威慑乃至清洗方能遏制恶的泛滥。

他的“分类法”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性恶论预设。

无善无恶论的浮现：更有甚者一些身处一线、深感无力的官员开始倾向于“性无善无恶”论。

他们认为人性如同一张白纸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东瀛民众之所以如此皆因“习”也——是数百年的岛国环境、独特的文化习俗造就了其矛盾的性格。

如今要改造非仅靠宣扬性善而需彻底改变其“所习”包括环境、制度、生活方式等一切方面这是一个更为庞大、更不确定的工程。

吴用站在理论的十字路口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

他依然希望相信朱熹的性善论那是王道政治的基石。

但眼前的现实却不断将性恶论的怀疑与无善无恶论的无奈推到他面前。

他意识到或许人性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既有向善的无限可能也有堕落的深渊更有巨大的可塑性。

任何单一的理论都无法完全涵盖其在具体历史、社会条件下的复杂表现。

“教化之道莫非真如逆水行舟非惟需指引光明之岸更需时刻警惕水下之暗流与漩涡？” 吴用搁下笔望着窗外海东阴晴不定的天空心中充满了对人性深不可测的敬畏以及对前路更加审慎的思索。

东瀛的实践不仅是在改造一片土地更是在叩问着关于人类本源的永恒谜题。

这条教化之路因触及人性最深处的矛盾而显得愈发歧路丛生艰难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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